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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追求真理，注重学术创新

——在2006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张 长 宽

（2006年9月14日）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06级研究生开学典礼。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即将步入人生新里程的310名博士研究生、1823名硕士研究生表示衷心的祝贺和热烈的欢迎！

很多同学都知道，河海是一所水利特色明显的研究型大学，在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事业中，学校发展研究生教育，不仅要努力把大家培养成为高层次的拔尖创新人才，而且要努力使大家成为开展科学研究、推进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同学们在今后几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努力取得创新性成果。因此，在同学们即将开始新的学业之际，我以“坚持追求真理，注重学术创新”为题发表今天的讲演，与大家共勉。

第一，坚持追求真理。

追求真理是大学的传统，是大学学术得以发展的根本。作为研究生，同学们要做追求真理的先锋和表率，要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实现学术上的不断创新。

坚持追求真理首先是一种精神境界，也就是大家要有矢志不渝，为科学而献身的执着精神。马克思曾经用但丁的诗句来说明这种精神：“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有了这种精神，大家才能经受得起求学和治学道路上的种种考验，也才能在学术上不断有创新的成果。要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除了依靠个人的修养、品格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同学们在明确研究方向时，一定要结合国家的需求和自己的兴趣，这样大家才能对所研究的领域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好奇心，而这正是科学研究、学术创新的源动力，是我们能达到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精神境界的基础。

坚持追求真理同时也体现为一种思维方式，它需要的是一种创新思维。这也是影响学术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大家需要在学术研究中培养、发展创新思维。

培养创新思维，需要学会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过程，就是面对认识对象，做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的判断，从而形成新见解、新思路的一系列思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家要敢于挑战权威和传统观念，具有怀疑的精神。古人说：“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在这一过程中，大家还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明辨慎思，知行统一，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他、只唯实”。

培养创新思维，需要发挥非理性思维的作用。虽然创新思维是理性思维，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理性思维。在非理性思维中，想象力对于学术创新来说，又是特别重要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如何培养自己的想象力，特别是奇思妙想的能力？一方面要尽可能涉猎多学科的知识，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要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如文学、艺术、哲学、体育等。事实上，很多大科学家同时也是大艺术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

第二，保持严谨学风。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学术上的创新是靠平时点点滴滴的研究工作积累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捷径可走，也来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同学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弘扬严谨治学的大学精神，保持严谨务实的学风。

当前学校研究生学风总体上看是好的，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发表论文求多求快，原创性的成果少，高水平的成果少；少数同学热衷于演绎模型、概念，而不愿下苦工夫进行深入的试验研究与实证研究，造成学术的空洞化；还有少数同学不愿查找第一手的资料，不肯动脑筋思考，只满足于网上下载，东拼西凑，论文质量差。这些问题实际上体现了学风的浮躁与功利化，这两方面都是学术研究的大敌，我们应该坚决摒弃。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应该提倡“老实”、“朴实”、“扎实”。所谓老实，就是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学术上对待自己、对待他人都要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在研究中要实事求是，不能胡编乱造。所谓“朴实”，就是提倡朴实无华，反对浮躁，学术问题不能赶时髦，使用新概念、新术语要慎重，不要故弄玄虚，不要夸夸其谈。所谓“扎实”，就是文献阅读要全面深入、试验和数据要准确可信，引用的材料、文献要确切，论证过程要严谨，不能粗枝大叶，妄下结论。同学们要谨遵河海的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向老一辈河海学者学习，珍惜在河海难得的研究机会，抵御浮躁之风，拒斥急功近利，脚踏实地，潜心研究，努力做出高水平的创新研究成果。

第三，加强交流与实践。

学术创新，无论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都离不开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作为科学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和检验创新成果的唯一标准，实践在学术创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同学们在读研期间，除了需要静下心来埋头做研究外，还需要注意多向他人学习，向实践学习。在这方面，我对大家提两点要求：

一是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研究生，就是做研究的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是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现在，学校里每年都有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平时各种学术报告也很多，大家参加这样的活动并不是为了主讲人在你们的学术活动记录本上签个名，更重要的是在参与活动中吸收新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激发新的灵感与创意，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与创新能力。进行学术交流的另一个重要形式就是与导师和同学进行研讨。同学们不仅要经常性的和自己的导师进行研讨，还应该主动地与本学科的其他老师以及其他学科的老师进行交流研讨，这样才能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强跨学科研究的能力，才有可能更快的进入学术前沿领域。和同学进行学术交流对于形成创新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意义上，同学间的学术交流甚至比其形式的交流更为重要。

二是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开展学术研究。同学们所读学位，绝大部分是属于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类别的，做到这一点尤其重要。只有深入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才能较好地凝练出科学问题，才能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做出创新性成果。因此，同学们在学习期间，一定要强化实践意识，要深入到重大工程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线，了解其中所蕴含的科学问题与研究需求。在过去的几年里，学校先后建设了国家研究生创新中心“长江研究生培养基地”、“黄河研究生培养基地”、“西部水电开发研究生培养基地”，有近百位同学进入基地，结合长江、黄河水问题以及西部水电开发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开展研究工作，在研究与实践的结合方面做得比较好。希望同学们学习这种思想，利用这样的条件，保证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促进创新成果的产生。

同学们，大家在河海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几年，正是我们国家实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时期，也是我们学校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利学科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关键时期，这为大家勤奋学习、施展才干提供了难得机遇。希望在座的所有同学都能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坚持追求真理，保持严谨学风，加强交流与实践，注重学术创新，努力成长为国家和人民需要的高层次、高素质创新拔尖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我的个人经历在某个浅薄的程度折射了这三十年中国的变化。我出生在江苏北部一个小乡村，父亲那时是铁道兵一名连级干部，在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的吕梁山区修建铁路。他的运气不够好，尽管在县城里成绩优异，却无缘上大学，当兵是这些农家孩子摆脱出身的唯一出路，在彼时，解放军是国家的骄傲，不管是保卫边疆，还是在山沟里铺设铁轨。

　　我在1983年来到北京。在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中，铁道兵首当其冲，父亲脱下军装，成了铁道部的一员，幸运地分配到了首都。我对于八十年代中国的记忆甚少，印象里那是个充满着朝气的年代，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知识分子在《河殇》里探讨中国命运，而街上则有了红裙子与牛仔裤，农民获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和怎么种的权力，没人怀疑执政党， “小康社会”比起昔日伟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

　　1989年5月时，我恰好住在长安街旁，整天为能否考上重点中学忧心忡忡。电视里不断播放军车被烧、学生占据天安门的报道。我记得班里的一名女生，住在长安街的另一边，为了让她正常上学，两名男生每天去接他，他们三人都看到了长安街上燃烧的火堆。在我的青春期，政治的冷漠是社会的普遍情绪。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时，蔡元培时代的兼容并包早已是昔日的传奇，甚至八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气质也消失殆尽。大学正变成了一个流水线式的加工厂。我们被教育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者，年轻人对诗歌、理想失去了兴趣，IBM与宝洁公司招聘会上人头攒动。大学不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而是工作前的培训中心。

　　告别大学生活前，一场dot.com席卷了中国城市，它可能是我这一代人最浪漫的经历。硅谷的技术天才正像是鲍勃·迪伦与麦克卢汉的继承人，《连线》则是新时代的《滚石》，他们都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我们都是全球化毫不保留的拥护者，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且颇为自得的认定,我们与那种浅薄的美国推崇者不同，它不仅是麦当劳、可口可乐与好莱坞电影，更重要的是，它有林肯的政治理想、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和哈佛大学的自由教育。

　　毕业前，我成为了一名dot.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了，我又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中国的出版物不再仅由官方控制，一些以市场基础的报纸、杂志，正学习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的口吻报道中国。在1999年至2003年的几年中，我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故事，它保持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全球化与信息革命使得我毫不怀疑自己正与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用同一种Windows操作系统；市民空间日益扩大，新兴的中产阶级可能将最终导致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我相信，中国必然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类似美国那样的国家，以至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轰炸时，我没有太多愤怒，并且怀疑游行的队伍的真诚性——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在拼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乐观情绪的消失。过去20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迷信过各种东西，我们迷恋过市场，迷恋过技术，互联网将导致信息的自由流通，将打破政治权力对信息的垄断；迷恋过消费主义，它将消解极权主义……

　　但是，一切的结果都与我们最初想象的不同。一个外来者与生活其中的人对一个社会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对于中国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受西方报道影响。那些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代》的记者和到访的政要，他们住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看到新建的高楼大厦里、宽阔的公路，交谈的则是一小群中国的全球化了的精英，他们总是在谈论中国庞大的市场、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中国的官员们的效率体验在对经济增长的迷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商业力量从所有的伦理、政治、文化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一个不顾一切要生产与消费的中国。

　　但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却必须承担另一些东西。中国已成为一个价值失衡、庸俗、焦虑的社会。为中国人提供内心安定感的因素大都已消失，传统早已失效，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共产主义理想。但新的价值观则迟迟未来，北京街头与华北乡村的墙壁上，粉刷着各种新标语招贴，让人想起文革时的口号，往往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在过去十年的社会变革中，彻底失语了，政治上冷感，更无力应对市场变革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更糟的是，金钱还并非是那种“利润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钱”，在大部分时刻，它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联。

　　一种讥讽一切的犬儒主义已盛行，人们不愿意严肃地谈论任何话题。在谈论中国社会旺盛的生命力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生命力中缺乏生气勃勃的成分，更多是一种没任何禁忌的嚣张。

　　整个20世纪，国人用各种主义、各种理论解释中国。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总是被这些抽象的主义所吞噬。历史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细微性、个人的命运，总是被历史洪流冲刷。以至于，作为一个30岁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来说，谈起自己国家时倒像个陌生人。我经常怀疑，我对大英博物馆对面那几家小书店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过我对北京南城的理解。

　　但的确到了这样一个时刻，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必须从他们的角度来描述与解释自己所生活的国家，这种描述与解释正是这个社会目前最匮乏，因为对自己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深感迷惘，中国社会正陷入一种深重的焦虑中，对于物质的崇拜难以长期充当这种缺乏价值的替代物。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在介绍林语堂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美国作家赛珍珠写道。整整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大步后退了。整整七十年中，仍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从容、有趣、兴致昂然的描绘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我无意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专栏作家，告诉你中国现状如何，有何种解决方案。以后的专栏系列，更像是一种个人的经历、经验加上观察，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但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之意义吗？

　　作者简介： 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现为《生活》杂志出版人，曾任职《经济观察报》，已出版的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新闻业的怀乡病》等。